立象以尽理——《北宋五子》创作谈（下篇）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一次大规模、全方位、多层面以美术的形式再现5000年中华文明光辉灿烂历史故事史诗般的重大工程，目前正在国博展出。我国当代美术界许多具有创作实力的老、中、青优秀艺术家，以饱满的创作热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进行精心而艰苦的创作。最后经过专家评审，有146件作品通过验收参加本次大展。中央美院也积极地参与了本次创作活动，其中继续教育学院有两位教师作品参加。为了加强继续教育学院的创作教学，将分期介绍两件作品的创作经验。下面首先发表毕建勋教授的作品《北宋五子》和创作谈，供大家学习参考。

毕建勋：《立象以尽理——《北宋五子》创作谈》

 （下篇）

 （接上篇）创作就在这里搁浅了，在我手里一搁就是几年的时间。这期间我一直在做画道研究，同时也完成了《迁都燕京》历史画创作。在繁忙之中，我也时常看几眼《北宋五子》的草图；思考形而上问题之余，也时常在心里反观、锤炼北宋五子之象。所以，事实上《北宋五子》的创作并没有停止，只不过工夫是内在的、无形的而已。后来我画道研究和一二三哲学等几本书写作完成，学术研究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比以前有了些变化。这时我再重新审视这幅构图，决定放弃这个构思，重起炉灶。我在做《画道》研究时，已经初步接触了张载的气学，二程的理学与心学，有一些感觉与把握。回顾北宋五子的构思历程，我认为创作的重点应该是重新进入他们的思想体系，在学术高度上把他们的学说浓缩。然后，再将此浓缩之至理形而下而为画面形象，立象以尽理，正如《周易》的“立象以尽意”。

这需要较高的学术提炼能力，需要在五子分别不同的学说中，抓住最关键的共同点。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发展有一个历史主脉络。先秦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为代表，其学说的性质是社会人伦理论，比如“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都是社会人伦的行为准则。然而这种行为准则所依据的最根本道理，先秦儒家没有讲；这种根本的理，即是宇宙论或曰“本体论”。道家讲宇宙论，所有的事物运行法则都是来源于“道”，“道”是“万理之所稽”。以“道”作为宇宙最根本的理，再衍生出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生法则。道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所以人的行为准则就要居弱守雌，不可恃强。道家有本体论，先秦儒家没有，因此儒家在理论结构上是有缺陷的；汉代董仲舒将儒家与阴阳家合流，认为宇宙是由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和人这十种成分所组成，强调天人一体与天人感应，但是他的宇宙论阐述并不完美；唐代儒、道、释三教鼎立，儒家地位开始下降，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儒家在宇宙论上的结构性缺陷；到了北宋，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儒家叫作“新的儒家”。新的儒家是一群宇宙论者，开始对“性命之学”或宇宙本体产生兴趣。用一句话来说明北宋五子在学术上的创造性成就，那就是北宋五子将儒家原有的行为准则、社会人伦理论与宇宙论“打通”，在吸收道家、佛家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儒家自己的宇宙论，使先秦儒家的社会人伦理论在宇宙论中找到了根本依据，北宋五子学说真正的创造性与历史价值即在于此。比如张载的《西铭》即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就是天，天是我的父亲，坤是地，大地是我的母亲。我虽然小，但我处在天地之间，与天地并存，彰显了人和宇宙的基本关系。人伦理论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天地人的关系才是人与宇宙的根本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充塞天地那种叫做“气”的物质，也是形成“予”的基本成分。形成人的成分与形成天地的成分是同一种存在，决定天地运行的道，也是我的心性。所以，皇帝是天的长子，大臣是皇帝的家臣，所有的人是我的亲兄弟，万物与我一体，儒家的“仁者爱人”至此也就有了根本的理论依据。民胞物与，“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有病的人、孤独的人、丧偶的人，都是我的不能言说的兄弟，这样的社会人伦理论也就有了宇宙论的根本依据。

“打通”是北宋五子这幅画构思成功的关键词，但是如何用绘画的图式来表达“打通”呢？我首先翻阅了《宋画全集》，在其中发现了一些山洞或“窟”的图像符号，中间有的有水流出，有的没有水。我觉得这种图像有点“带感”——张载有本书就叫做《经学理窟》，他把经学的理比喻成“窟”；然后，我又分别研究了北宋五子的个人资料，意外地发现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早年悟道的地方叫做月岩。月岩现在江西，形状很特别。两侧有两个洞门，顶部开个大圆洞，在不同角度看，可以有半月形或全月形。在天上开了一个洞——“洞开”？我的思维也随之洞开了。将月岩与宋画中的“洞窟”图式联系起来，原来的洞窟是堵而未通，但是在周敦颐悟道的月岩这里打通了，这就是绘画意义的“打通”。月岩是“窟”向上被打通的意象，打通后就与太虚、与天相通。以这样的图像并置关系，完全可以寓意儒家的社会人伦理论与宇宙根本之理之间的贯通。

周敦颐将自己的宇宙论图像总结为《太极图说》，讲“无极而太极”；邵雍的宇宙论是从《周易》阐发出来的。与周敦颐一样，邵雍依据《易传·系辞上》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一段话，也总结出“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这样的宇宙论学说；二程理学的核心概念叫作“天理”，二程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其实天理也就是太极之理。“理一分殊”，万物各有一个小太极；张载气学的核心概念叫做太虚，“太虚即气”。所以，我把月岩上面的天画成了太极的形状，画成像“气”一样虚而无无的宇宙感觉。在其中又出现一朵白莲，是直接把宋代院画中的莲花放在了上面。周敦颐有篇著名文字叫做《爱莲说》，因此“莲”也是周敦颐的身份特征标志或者典型符号。为了强调这种联系，我特意把周敦颐的衣裳下部分画成与莲花同样的形色感觉。太极是道家的标志，而莲花原是佛家的意象。周敦颐把莲花反转成为儒家的意象，变成了高洁品质的象征。这里点出了北宋五子宇宙论学说的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佛家，一个是道家。以儒家立场为基础，将道家与佛家的宇宙论经过改造引入到儒家学说之中，这就是新儒学的本质。宋代以后的理学实际上是儒、道、释三者合一的产物，这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兼容性质与内吸力，体现了道无所不包的性质。

周敦颐的身份就确认了，其余四个人就好办了。于是我用了“谱系”的方法，逐一确立了其余四个人的身份。二程在小时候拜周敦颐为师，因此从谱系上来说，周敦颐的直传是二程。从周敦颐下来的山间水流直接二程，二程的身份也就可以确定下来了。当然，普通观众不一定会直接辨识出画面人物的身份，然而从学术上研究分析，其身份确认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二程师承周敦颐，并且对后世影响最大，所以放在画面最前面。二程强调“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并刻意弱化与周敦颐的师生关系，其实是想自己开宗立派，因此二程在人物设计上有开山的感觉。记载中程颐戴仙桃巾：“伊川先生所带纱巾，背后望之如锤形，其状如道士所戴者，谓之仙桃巾。”仙桃巾有背面的图像资料，双桃巾的图像资料也有。程颐的身份确定了，另一个自然就是程颢。程颢的动作是将动未动的动作，不知道动作会发展成什么样，正如《周易》所讲的“幾”。二程的胡子很短。在原来的草图中，二程也有年龄的问题。在新的构思过程中，我专门做了五子年龄比照表。邵雍的年龄最大，然后是周敦颐，张载比二程大十多岁，二程岁数与其他三位相比不算大。如果五子同时出现在同一幅画面，时间假定在周敦颐死前一年，程颢、程颐也就是四十与三十九岁。在原来的草图中，二程长了很长的胡子，这不合理。鞋和服装原来也有些问题，都做了修改。

两边的人物一个是邵雍，一个是张载，他们与周敦颐没有直接关系。邵雍自己曾设计过一种独特的服装：“邵雍三辞不受官命，遂作隐者之服，乌帽、绦、褐，见卿相不易也。”褐衣不一定是褐色的，是指粗布的衣服。邵雍着比较宽松的“隐者之服”，区分了邵雍与张载身份。以张载对“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的兄弟之情，他的形象表现得就稍微苦一些；邵雍像是进入了《周易》博大精深的象数世界之中，表情就超然一些。《梅花诗》是后人伪托邵雍之名所做，所以梅花就没有再采用。

理学的理即是太极之理，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一物两体”。“有一必有二”，所以在构图上也是采用的对称构图。其实包括理学的来源也不是单一的，而是道、佛俩家两两合到一个里面。画面是在“一”的前提下，在对称中找差异，比如黑与白、重与淡、方与圆、虚与实等，然后再“推行于一”。形象以两两为一出现，这就是“一物两体”，也是典型的画道理路。正如张载所云：“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在故不测。两故化，推行于一。”以一推二之变化，以形而上之理推出形而下的生动形象，用具象的手法来说明抽象之理，这就是画道。

        构思是功夫在画外，不是技术。成为一个好的中国画家，不但要“气运生动”，以气使笔，更要理一分殊，以理造形。对于“理”的理解达到那个程度，才能够画到那样的程度。这里说的对于“理”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格物求理，比如鸟飞的时候现抬那条腿，猫眼正午与傍晚的区别，而是要“禀道通物”，以理推出。这幅画画面依照理学的理路，强调形象的理而不是笔墨写意，因为写意是元明时期的风尚。包括每个衣褶从哪来往哪走、每个造形的动势、窟怎么进去、水怎么流出来，需要非常讲理。因为理学讲究理，天下事物皆各有它分别的道理。在形象与服装的感觉上，我尽量地参照了宋人的《睢阳五老》，比如张载的动作。因为《睢阳五老》的成画年代，与张载到京城赶考与讲学的时间大致相同。由于肖像画一定是参照本人画的，所以画面的服装等图像信息是可信的。宋版书的大小等小问题也都做了考证。宋书可能蓝皮的少见，但是画面需要重的颜色，否则就花了。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就是这样的道理。造形与色彩一样，造形也需要有一个调子，使形象之间协调，所以五子的造形要在共性中区分个性；不要孤立地对待形象，一个形象的性质在造形关系中才能得以体现，所以五子的造形相应地比较结实，以与山体相协调。

大凡画法，或观物取象，描绘万物之情致；或兴怀言志，一吐胸中之块垒。《北宋五子》这幅画与人们所熟知的绘画方式不太一样，它是画道中偏向于理的方法。画面不在于形象之生动，也不在于笔墨之味道。正如朱熹所云：“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此画也是由“理”而推出。此画未在之时，也毕竟只是“理”。画法由抽象而具象，由形而上而成形色，与一般绘画进路正好相反。《周易•系辞上》云“立象以尽意”，谓设立爻象以尽圣人之意，此画可以说是“立象已尽理”。中国画自古就有“禅画”、“心画”之说，此画也可以称之为“理画”，正与作品所表现的北宋理学之理路相对应。尽管如此，此画也并未忽视气的作用，包括以气运笔和太虚云气的处理。理气为一，这就是画道方法之精髓。

 2016/8/6，于宸华斋。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查看《立象以尽理——《北宋五子》创作谈（上篇）》

欢迎关注央美培训部，

点击标题下方蓝体字或者屏幕右上方仨个点选择查看公众号后关注即可。